目前“科学知识社会学”（简称SSK）所代表的方法只是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。从哲学上看，单纯提经验论是不合适的，任何科学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经验就能得出的。经验论有其固有的局限性，特别是狭隘的经验论。SSK介入认识论不是不可以，但也仅仅是一种考虑，而且未必管用。但据此排斥其他认识论理论与方法便显得专横了。无论进行科学史研究还是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，唯理论的考虑及实在论的考虑均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观察什么、描写什么以至建构什么？因为实践过程的细节是无穷无尽的，可以在各个不同层次不断展开。问题不在于是否用理论，而在于怎样用理论。
把科学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审视、研究甚至批判，是本世纪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而又令人尴尬的风景线。
首先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对科学的无限推崇，导致科学哲学在维也纳的兴起和在美国的传播，进而是以莫顿为首的社会学家把科学视为具有独特气质（ethos）的社会建制，对科学进行功能分析，从而诞生了叫作“科学社会学”简称STS的行当。还有在STS题下进行的持续至今的大口袋式的科学批判和科技政策研究。但是，从60年代开始，称颂科学理性及其客观性的正统观点不但在科学哲学领域因“历史学转向”而受到批评和鄙视，在社会学领域爱丁堡学派的“科学知识社会学”（简称SSK）也对此发起强有力的挑战，后来英、法、美均流行SSK。
如今学术形势倒转：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社会学成了异端，而当初以异端形式勉强生存的英国SSK，现在早已扎营美国大陆各个大学，成为新的正统。真是应了一句伪科学老话：30年河东30年河西。（此话何以属伪科学？另文再讲）
在我所访问的伊利诺伊大学（UIUC）中，社会学系恰好有爱丁堡学派的一个重要传人皮克凌（Andrew Pickering）。他曾获得伦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和爱丁堡大学“科学研究”（Science Studies）博士学位。他的成名作是400多页的《建构夸克》，1984年分别由爱丁堡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，现已成为SSK的经典之一。皮克凌在UIUC及全美都十分活跃，在校内主持了跨系所的STIM（科学、技术、信息与医学）项目，在社会学系一直讲授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。有一次我偶然问他：“英国爱丁堡／巴斯学派（BBC等）与哥伦比亚学派（莫顿及克尔兄弟）之间有何关系？后者对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（SSK）有何影响？”皮克凌回答得十分坦率：“这是一种相互轻蔑的关系。英国SSK的态度是，美国的科学社会学是科学家的社会学，而不是关于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学，因此错过了所有有趣的方面和重要的方面。而美国科学社会学的态度是，SSK关于实际的科学知识可作社会学的分析至少是发疯的，进而可能是邪恶的。我不清楚最近20年中这种状况有多大变化。”此回答虽在意料之中，但如此干脆还是令我大吃一惊。我非常高兴，因为短短几句让我明白了有关科学社会学的几个疑点。
皮克凌的描述基本上正确。在70年代早期，SSK在英国兴起，它首先强调必须把科学知识理解为一种社会产品，因而科学是与利益及社会建制相联系的。第二，SSK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和博物学的方法，特别反对规范先验论和理性实在论。当时在英国有两个中心爱丁堡和巴思。爱丁堡学派的主力是巴恩斯（Barry Barnes）、布勒尔（David Bloor）和夏彬（Steven Shapin）及皮克凌，主要著作有《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》（1974）、《库思与社会科学》（1982），《维特根斯坦：知识的社会理论》（1983）、《知识与社会意象》（1976，1991）、《利维坦与气泵》（1985）、《真理的社会史》（1994）、《科学革命》（1996）等等。巴斯的主力是柯林斯（Harry Collins），主要著作为《变化的秩序》（1985，1992）、《勾勒姆》（Golem）系列等。用皮克凌的话说，前者以宏观方法见长，后者以微观方法见长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除布勒尔还镇守爱丁堡外，余者都奔走他乡“布道”去了。如今巴恩斯在英国德文郡海滨的Exeter大学社会学系；夏彬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分校（UCSD）任社会学教授；柯林斯则到了英国加的夫（Cardiff）的威尔士大学主持“知识、技能与科学中心”（CKES）的工作。
目前柯林斯在国际学术界影响颇大，其著作引起了不少争论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近年来曾获得贝尔纳奖和莫顿奖！（更奇怪的是女性主义学者哈丁也得过莫顿奖）他目前的合作者为康奈尔大学的宾茨（Trevor Pinch），俩人合著《勾勒姆》系列。柯林斯在威尔士大学领导的小组现有8人，兴趣如下：阿特金斯：医学知识社会学；布勒尔（名为Michael而不是David）：爱滋病；伊文斯：公共政策与经济模拟；肯奈梯克：引力波分析；普赖尔：医学社会学；里查：社会政策与休闲研究；伍德：健康服务研究。
进入80年代，英国SSK也受到法国巴黎学派“人种志”方法和德国社会学家克诺尔（Karin Knorr Cetina）人类学方法的影响。法国著名思想家拉图尔（Bruno Latour）相继出版《实验室生活：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》（1979与英国的伍尔加合著）、《科学在行动》（1987）、《我们从未现代过》。克诺尔于1981年出版了《知识的制造》一书。拉图尔后来又提出“演员网络理论”（ANT）解释科学的本质，有不少追随者。1992年皮克凌主编的文集《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》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他试图在传统SSK和法国人类学方法之后再次实质性地推进科学的社会研究。书中还展示了英国学派柯林斯、耶雷（Steven Yearley，北爱尔兰皇后大学）与法国学派卡龙（Michel Callon，与拉图尔同在法国国立矿业大学创新社会学中心）、拉图尔、伍尔加（Steve Woolgar，在英国Brunel大学任教授）之间的争论。
从理论渊源上看，英国SSK受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、法国达克姆（Emile Dur kheim，也译杜克海姆或者图尔干）社会学、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、库恩科学史研究、“颓废派”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的影响。SSK方法的基本特点是经验论，以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观察、分析、描写代替先入为主的理论分析、规范研究，反对对科学概念作回溯性的实在论解释。其关注焦点的变化方向是“科学理论——科学知识——科学家的行为”。SSK是经验社会学的一支。依其纲领，SSK要进入科学认识论及一般认识论，以社会认识论（富特的用词）取代传统科学认识论，并试图对科学哲学的若干传统难题给出社会学的解决方案（如归纳问题、迪昂问题）。但是SSK在得出“建构”结论的过程中，也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哲学倾向。劳丹在《科学与相对主义》一书中稍带讽刺了SSK的相对主义。但对此也大有拥护者，如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弗里德曼（1998）在《论SSK及其哲学议程》一文中对SSK的相对主义大加褒奖，并试图扩展开去，用这种相对主义改造哲学，拒斥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性、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适标准。
我个人的看法是，SSK采取经验论方法研究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之得出与接受，确实产生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，我们应当仔细研究、消化理解并实际运用有关方法。但是，目前SSK所代表的方法只是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。从哲学上看，单纯提经验论是不合适的，任何科学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经验就能得出的。经验论有其固有的局限性，特别是狭隘的经验论。SSK介入认识论不是不可以，但也仅仅是一种考虑，而且未必管用。但据此排斥其他认识论理论与方法便显得专横了。无论进行科学史研究还是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，唯理论的考虑及实在论的考虑均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观察什么、描写什么以至建构什么？因为实践过程的细节是无穷无尽的，可以在各个不同层次不断展开。问题不在于是否用理论，而在于怎样用理论。如劳丹所言，相对主义者的立场是捉摸不定的，他们也用“观察渗透理论”、“数据对于理论选择具有不可判定性”等科学哲学说法，但同时又批判逻辑经验论对科学理论而非科学过程的偏好（SSK对费耶阿本德的“反对方法”也不感兴趣，认为它仍然与逻辑经验论属于同一传统）。
目前英国SSK传统代表着科学社会学的主流，莫顿学派几近销声匿迹。现在莫顿的高徒克尔兄弟（Jonathan Cole，Stephen Cole）一个在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（SUNY）执教，另一个仍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勉强支撑着。遥想当年，不知作何感想！
去年10月我去美国中部堪萨斯城参加HSS／PSA两年一次的年会，克尔（Stephen Cole）报告的题目是《科学社会学最近的过去与可能的未来》，其中说到：“80年代以来社会建构论方法对科学社会学产生了绝对支配性的影响。与某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所使用的建构论的定义相反，我认为建构论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。如果没有相对主义，建构论在许多重要方面就无法与传统的莫顿学派科学社会学相区别。实际上，莫顿学派早在20多年前就研究了建构论者现在所表述的许多问题。”克尔最后说：“新的科学社会学将会吸收建构论的一些工作，但最终还是要返回正轨，采用已使早期的工作产生实质效用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。”克尔的话有部分真理，但根本上我们赞成多元论，还是百花齐放、各尽所能好些。
（1999年2月21日于伊利诺伊大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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